1、陈良宇案:严惩腐败彰显决心
200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陈良宇的犯罪事实为:1988年至2006年，陈良宇利用职务之便受贿239万余元;2002年至2003年，陈良宇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亿余元;2004年，陈良宇违反规定，帮助某公司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融资，致使10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而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舆论认为，陈良宇被依法惩处，体现了中央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就决不姑息手软。
2、刘志华案:情妇现象又一例证
2008年10月18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级法院对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刘志华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法院经审理认定，1999年至2006年间，刘志华利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资产置换、土地开发、职务晋升、银行借贷等方面的利益，单独或者伙同情妇王建瑞，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北京中融物产有限责任公司等10个单位和个人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96.59万元。刘志华受贿的财物大部分是通过情妇王建瑞收取的。
3、庞家钰案:“裸体做官”典型样本
2008年6月28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法院对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法院经审理查明:1997年3月至1999年12月，庞家钰利用担任宝鸡市市长、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和工作调动提供帮助，受贿48万元;严重不负责任，违规批准设立、不按国家规定清理、撤并宝鸡市财政证券公司，该公司因违规经营，造成国家重大损失。
早在他大权独揽的时候，庞家钰妻儿已于2002年就已移民加拿大。长期关注庞家钰事件的一位新华社记者谈到，庞家钰这种不惜“全裸做官”抛妻别子、有悖伦理的行为，“越堕落越决绝”，已经成为一种官场“亚文化”，这一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4、晏大彬案:妻子“理财”罪定“洗钱”
2008年8月1日，因受贿2226万元，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被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死刑。同庭受审的还有其妻子付尚芳，付尚芳被法院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一审宣判后，晏大彬提出上诉。
晏大彬供述，他将2165万元受贿款交给了妻子付尚芳保管。而付尚芳明知该款系晏大彬受贿所得，仍将其中的943万余元以本人或他人之名，用于购房、投资金融理财产品以及存入银行等。付尚芳因此成为因亲属贪污受贿被控犯洗钱罪的全国第一人。专家认为，以贿赂犯罪作为上游犯罪来指控洗钱罪，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还比较少见，付尚芳洗钱案的宣判在全国具有标本意义。
5、姜人杰案:新型受贿引出新规
2008年4月11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死刑。宣判后，姜人杰不服，当庭提出上诉，目前姜人杰案二审已经开过庭。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至2004年间，姜人杰利用职务便利，共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0867亿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
姜人杰案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因为这是一起新型受贿案。姜人杰单笔受贿8250万元，堪称中国之最，其收受方式也很特别。2006年此案开庭时，姜人杰称没有收受8250万元，只是拿这笔钱与人合作开公司，公司委托其子姜荑管理。姜人杰案的争议，推动了中央纪委“八项禁令”的出台。“八项禁令”规定，与请托人“合作”开办公司属于受贿行为，但判案不能依据“八项禁令”，所以“两高”出台了“十条意见”。
6、谢明中案:政治明星轰然坠落
2008年8月25日，海南省文昌市委原书记谢明中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海南省海南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法院经审理查明:1992年至2007年，谢明中在先后担任海南省地矿局副局长、文昌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贿赂，计人民币1363.8万余元、港币439.8万元、美元7.2万元、新加坡币0.3万元。此外，谢明中对人民币544.7万余元、港币187.4万元、美元9.36万元、新加坡币1.2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谢明中不仅喜欢玩弄女性，而且通过调整干部来大肆收敛钱财。因此，贪财好色成为他落马的主要诱因。从“百年一遇好县官”到轰然坠落的政治明星，“海南第一贪”谢明中的倒下再次证明:集权于一身而无监督，于国于民于己都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7、仲方维案:斡旋受贿照样判刑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银行卡部原职员仲方维，因在为请托人办理贷款中收受、索取好处费，2008年5月5日被北京市崇文区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判决后，仲方维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经审理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
仲方维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部职员期间，接受北京鑫博信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张某请托，通过他人找到中国农业银行崇文区支行沙子口分理处原主任许某等银行工作人员，利用上述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分别为张某所在的公司和另外一家公司办理贷款业务提供帮助。事后，仲方维向张某索取82万元好处费，收受另外一家公司给予的1台数码摄像机。
8、熊国贤案:滥用职权危害非浅
2008年12月16日，湖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熊国贤因涉嫌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逾3亿元案，在武汉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1998年12月至2001年4月，熊国贤在担任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兼武黄高速公路经营权转让项目负责人期间，在办理武黄高速公路转让项目和交通部2亿元周转借款使用过程中，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国家遭受3.14亿余元的经济损失。
检察机关还查明，在交通部将2亿元周转款拨给下属单位期间，熊国贤滥用职权，使其中1.6亿元滞留在银行达半年之久，致下属单位京珠高速项目指挥部因缺乏建设资金而向银行高息借款5000万元，给国家造成实际经济损失67.5万元。
9、郭京毅案:立法腐败敲响警钟
2008年11月，商务部条法司原巡视员(正司级)郭京毅因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决定逮捕。有知情人士透露，郭京毅案件涉嫌在制定多部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定和解释中有腐败行为。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原主任张玉栋与曾在该所担任律师的刘阳也牵涉其中，目前张玉栋已被逮捕。
郭京毅一案被认为是外资领域的系列窝案，此案涉及面十分广泛，不仅有政府官员，还有企业、律师。郭京毅在商务部任职22年，几乎参与和主管了中国此前20多年来的外资法律法规规章的起草和修订。郭京毅案的发生警示我们:必须对长期被忽视的立法腐败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比起简单直接的权钱交易，通过制定法规与解释法规谋取利益，专业性与隐蔽性更强，危害性也更大。
10、徐经武案:“委托”理财难掩真相
2008年8月25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说，因收受他人财物180余万元，安徽省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徐经武被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徐经武曾担任安徽省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安徽省计划委员会社会发展处处长、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95年至2006年，其利用职务之便，为妻子的堂弟罗林承揽工程打通关节，后收受贿赂180万元。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徐经武与罗林说好，这笔钱是罗林委托他炒股用的，并拟定了三份虚假的炒股委托书。但虚假的委托炒股协议难以掩盖受贿的真相。对于像徐经武案这样行贿者“委托”受贿者理财的新型贿赂现象，不仅需要依法严厉惩治，更需要从源头上找出综合治理和有效预防的办法。
专家点评
通过严惩腐败达到威慑目的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任建明
2008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30年，也是我国正式展开反腐败行动的20年。在如此重要的一年里，我国在整个反腐败，特别是在惩治腐败方面应当说做了大量的工作，查办了很多重要的、典型的腐败案件。本文针对《检察日报·廉政周刊》评出的“2008年反腐典型案件”作一个简要的评析。
这些典型腐败案件具有以下四个突出的特点:第一，腐败类型更加广泛，一些典型案件填补了腐败的另类“空白”。例如，郭京毅的立法腐败、庞家钰的“裸体做官”，以及晏大彬妻子通过购置房产、投资理财等方式对丈夫的巨额贿赂所得进行洗钱等。第二，腐败方式
更加隐蔽。腐败和其他行为相嫁接，识别更加困难。例如，姜人杰拿巨额贿赂款与请托人“合作”开办公司;刘志华主要通过情妇受贿;徐经武把贿赂伪装成行贿者的委托理财款，并煞费苦心地与行贿人拟定了多份虚假的炒股委托书;仲方维充当腐败中介，主要发挥斡旋的作用等。第三，腐败犯罪更加猖獗。这些案件表明，腐败情节更为恶劣，腐败气焰更加嚣张，涉案金额更为巨大，腐败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的损失更加惊人。姜人杰单笔受贿8250万元，堪称腐败之最;陈良宇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亿元;熊国贤滥用职权致国家损失逾3亿元;谢明中玩弄女性、通过调整干部大肆收敛钱财;仅任县交通局局长的晏大彬受贿超过2000万元。有鉴于此，在这些典型案件10名主要腐败者中，被判死刑和死缓的竟达
4人!第四，腐败部位更加集中。近些年来，我国腐败案件主要多发在领导班子负责人和部门负责人两类“一把手”职位上，易发于建筑、规划、交通、土地以及干部人事等领域中。今年的典型案件继续反映出了这种集中趋势。
这些典型腐败案件的总体趋势值得我们深刻反思。惩治战略的功能主要是通过严厉惩处达到打击腐败气焰、威慑腐败行为之目的。最近20年，我国一直对腐败犯罪采取高压态势，严打行动不断，查办大案要案始终是主打策略，领导人决心不可谓不大，刑罚不可谓不重，为何腐败分子依然胆敢以身试法，前“腐”后继且变本加厉呢?为什么当年杀刘青山和张子善能管30年，而今杀了更多的腐败分子却不那么灵了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问题又是什么?倘若不对此进行
深刻反思，找出真正的症结，恐怕难以走出反腐困境。尤其是在我国反腐败斗争已经走过20年，在下一步往哪里走、如何走的关键当口，进行这种反思就显得尤为必要。倘若《检察日
报·廉政周刊》评出的2008年反腐典型案件能引发一场这样的深刻反思，那我们就有可能从腐败的巨大代价中获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