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天紧锣密鼓的培训教育，我终于理清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脉络，明白了它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它从始至终都贯穿在党的发展史上，使党的各项事业建设发展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了“党风”这一概念，创造性地在党内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逐渐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为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重要依据。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地位的变化和实践的深化得到丰富和拓展。一九四九年后，一些党员干部产生了高高在上、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等不良倾向，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开始滋长。

1950年1月，党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全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集中整治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1951年底，党中央又领导开展了全国性的“三反”运动，明确把反官僚主义与反贪污、反浪费一并作为“三反”运动的中心任务。1953年1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党内指示中还明确指出：要“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斗争。”

这一时期，党内作风建设是曲折的。但不可以否认，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继承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开展的多次整党整风运动，在改进党的作风，塑造党的良好形象，提升党的战斗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迅速纠正“左”倾错误。一方面，坚持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和先进作风，另一方面，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涵养新的风尚，与时俱进地深化了党的作风建设。

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时，邓小平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并强调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把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去。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党员干部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我们党又开展了长达三年的政党工作，有效改变了当年作风不良、纪律松弛等状况，惩治了一大批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其主要任务包括: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整顿作风，就是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加强纪律，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纯洁组织，就是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

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的三十余年里，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强调大兴“四大作风”，突出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壮士断腕的勇气对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和腐败问题，下大气力进行清理和整治。把八项规定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长期遵循；先后开展了五次大规模的党员干部教育活动，分别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构建了“三不腐”体系建设。

从中看出，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我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它使我们党整顿了作风、加强了纪律、纯洁了组织，获得了人民群众的长久信任、支持和拥护，推动党的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我们要持续不断的抓好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抓常、抓细、抓长，坚持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推进反腐败工作，确保改进作风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把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确保党的各项建设事业万年长青。